《大师的教书生活》一书中介绍了六位教师：钱穆、朱自清、鲁迅、 顾颉刚、 陈寅恪、 沈从文。正如作者的自谦，他的“走近大师”，是“为了通过大师的教书生活体验，来滋润丰富自己随时可能估萎的职业心灵”。这无疑是积极和勤勉的，而透过六位大师的“教书生活”，尤其是作者附录的一位“不跪着办学的小学校长：任桐君”的经历，倒引出了对今日的为师与教书以及教师如何成为大师的更多更深的思考。六位教师截然不同、洋溢个性的教学风格与教学方式，启发读者思考自己的教师的专业发展，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绝非如电视银幕上超女快男一夜之间名声大噪那么简单。纵观全书，大体归结一下几点原因：
一、学而不厌
大师，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师，还是自然科学的大师，对知识孜孜不倦的渴求应该也必然是其成为大师的最基本因素，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没有学识的“厚积”，没有真才实学，仅有几张文凭欺世盗名，大师们也难以名重至今。在这一点上，一生以“做学问”为本的钱穆先生以及“佩弦以自急”的朱自清等人所下的功夫自不消说，即便是仅仅只有小学文凭的“逃学大王”沈从文先生也从未放弃过对知识的执着追求。正如《沈从文集·散文卷》中所言“我读一本小书的同时有读一本大书”。儿时的沈从文确实不像钱穆、顾颉刚等人小时候可以在“小书”面前坐得住，但他心里从未放下那本用湘西的自然人情写成的“大书”。
二、鸿鹄之志
这里所指的“志”并非陈胜希望出入将相的豪情壮志，也不是一般世人对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热切期盼。套用一句烂熟于“世”的话就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大师们能成就此番“大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自己能够创出一片精神的伊甸园，从而使心灵得到完满的归宿。这便是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代大师的崇高志向。这也最终铸就了乱世中的文化“盛世”。如钱穆前去苏州中学执教之前，仅为中小学教员的他，治学眼界已从京城最高学府及全国学术名流竞相探讨的话题出发，且结合自己的治学功底，形成了分量极重的主攻课题。又如鲁迅，在日本求学之际便弃医从文，抱定了以文学疗救国人精神愚昧与麻木的决心。再如陈寅恪，这位“全中国最博学的人”更是以其一贯独立的人格，抛开纷纷烦烦的人事，一心遨游于书山学海，显示了中国文化之伟大和教书人的“最高荣耀”。可见，正是大师们的一腔豪情和满怀壮志一直激励着他们自己无止境地向文化的巅峰攀登。
三、文化风气盛行
二十世纪初正是风云变幻之际，国家亦是多事之秋，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欺辱。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环境，文化上却是呈现出了名家辈出，学术繁荣的异常景象，堪称“文化盛世”。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中西文化发生激烈碰撞，新文化运动风潮四起，新旧文化势力剑拔弩张，造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教育事业文化事业才得以蒸蒸日上。钱穆才得以屡逢“共学之人”，永远的陈寅恪与永恒的清华园才得以结缘。
阅罢书中六位教师的教书生涯，强烈感受到的是他们身上因为有所追求而自然流淌出来的“人格魅力”，他们不是为了刻意去教学而做什么，而是因为自己学有所长、情有所终而在课堂上的自然表露。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课堂不仅赢得了学生的喜欢，甚至在很大范围内产生影响。在大师面前我们显得那样苍白、脆弱。我们虽不能与大师相提并论，但在追求教师专业发展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从大师身上学到点什么？
